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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2-07 04:20:59 影响了:

  1983年,时任宜宾市常务剐市长的樊建川,出人意料地辞职了。今年3月底,樊建川发出微博:“建设贪官博物馆很有必有。建设傻官博物馆更有必要。为筹建贪官、傻官博物馆,需评选百年百名贪官、百年百名傻官。欢迎推荐,欢迎提名。”这条信息在微博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围脖”们纷纷跟进发表观点,也将樊建川再次推向公众的焦点。
  一次战争,一场灾难,一个特殊的时代给世界加上了“苦难”和“失去”这些不忍卒看的修饰词,然而也缔造出一种特殊人类型格――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写过书、搞收藏……他的经历在旁人眼中甚是传奇;辞官经商,后为建博物馆几乎耗尽了十多年来的全部收益。甚至卖掉了公司的办公楼……他的行为令许多人费解。
  他曾经是一名驻守边防的军人,他曾是一个辞官下海的商人;如今的他,是一个博物馆馆长,拥有一个博物馆聚落;他收藏抗战文物、“文革”文物,他还收藏地震文物。
  他,就是成都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知道他和他的博物馆聚落的人,都说他是个收藏历史和回忆的人。从1900到2000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樊建川要做的,不仅是收藏这百年中国社会变革下的物证,而且还为此投入巨资为它们分门别类建成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
  3月底,樊建川发出微博:“建设贪官博物馆很有必有。建设傻官博物馆更有必要。为筹建贪官、傻官博物馆,需评选百年百名贪官、百年百名傻官。欢迎推荐,欢迎提名。”这条信息在微博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围脖”们纷纷跟进发表观点,也将樊建川再次推向公众的焦点。
  近日,在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中午,记者在建川博物馆的报纸陈列厅见到了樊建川本人。他的语速非常快,调门也高,他的那些经历又那么富有戏剧性,虽然讲过无数遍了,但随时讲随时都可以激动,话语的密集和信息的密集让整个采访颇有些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气呵成,然后戛然而止。
  
  抉择
  
  四川安仁古镇距成都市区约50公里,曾以抗战上将刘文辉、四川省主席刘湘及地主刘文彩蜚声蜀地,是中国百年历史文化的几个集中浓缩点。从军阀割据到川军抗战,从蒋家王朝的崩溃到新中国的建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安仁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百年风云。
  樊建川2003年一眼相中了这个有着浓厚氛围的小镇,占地500亩的博物馆聚落于是在这里落地生根。记者乘人力三轮车从安仁镇到达樊建川的“庄园”。踩车老大爷告诉记者,今天这里几乎所有的大的产业都与樊建川有关,比刘文彩当年的庄园要大很多倍。
  站在建川博物馆聚落门前,“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一下子进入记者眼帘,这也是樊建川建造这个博物馆聚落的初衷。
  建川博物馆除了它的藏品和主题撼人心魄外,每个馆的设计师也大有来头:工程院院士邢同和,中科院院士彭一刚,奥运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副总建筑师徐尚志、徐行川父子,曾任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主席、美国威尔考特建筑事务所创始人Chester A.Widom,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米兰三年展国际评委、威尼斯建筑学双年展日本馆馆长矶崎新……小小的安仁镇,一个民间博物馆,如果不是非比寻常的意义,如何能吸引他们。
  但在樊建川建馆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又是:1983年,时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的樊建川,出人意料地辞职了。通过招聘,他应聘到成都一家港资房地产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月薪3000元。而他原来任副市长时,工资只有300多元。下海半年后,樊建川和几个朋友一起贷款100万元,办起了如今的房地产公司――成都建川实业集团。2000年初,建川实业在四川3000多家房产商中排名前五,如今在成都还能看到不少“建川”的房子。2003年,樊建川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要为自己收藏的诸多抗战文物找一个家。2004年,大股东樊建川力排众议,由集团公司投资2亿元,在大邑县安仁镇开建中国最大民间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聚落。建馆初期,资金、经验都缺乏,费用比预期增加了两三倍,花了5个亿。因为没有先例,于是前后经历了20多遍审查。
  任何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但樊建川再脆弱,也没有放弃。终于,有关部门开明地让樊建川揪心的5个馆全部开了,特别是大陆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馆开馆,赢得了海内外广泛赞誉,连战、马英九后来都为该馆亲笔题字。
  《新民周刊》:到目前为止,你的一生中,经历过插队,当兵,教书,从政,经商,到现在开博物馆,你觉得哪一段的经历是对你影响最大的?
  樊建川:我觉得这些身份的变化都是一种正常的经历。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便是士兵。因为我父母都是当兵出身,我当民兵连长的时候,也就是有这种父辈的传统。然后正儿八经当兵当了十几年,然后当老师也是在部队里面当老师。当公务员也是保持了当兵时的习惯,到后来经商,办博物馆,我觉得后来的许多身份都是附加在当兵的这段经历上的。
  当兵的经历教给了我几个非常明确的信念:第一,当兵的人不怕艰苦。第二,当兵的人不留财产。第三个特点就是有社会的担当精神。第四点就是当兵的人不怕死。不怕牺牲是很重要的,患得患失的话,这博物馆建不起来的。最后一点就是当兵的人崇尚荣誉。所以包括现在做博物馆都是始终在贯彻这五条信念。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当兵的阶段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樊建川:不是这么说。因为就像一棵树长大,你不能说1米的时候重要,还是5米的时候重要。我觉得每一个点都不可缺,都是一个你必然经过的过程,所以肯定不存在哪一个更重要。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
  《新民周刊》:在你的经历中,有一段是“辞官从商”,当时你已经做到了常务副市长,这在一般人眼中并不容易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了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
  樊建川: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因为社会变了。可能中国人把当官看得非常重要。但对我来讲,又是小官,(辞官)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它没有让我感到荣誉感和成就感,也没有很好的收入。从方方面面来看,没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说实在的,你不贪污当官就没有意思了。我是很简单地就把它辞了。
  《新民周刊》:可能从商对现在的收藏来说,在经济上更有帮助。当初,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樊建川:有,但我觉得换一个职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而之前的那个职业对自己的发展是不利的。
  《新民周刊》:你的收藏情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樊建川:我从事收藏大概有40多年了。保守一点讲,应该从1966年算起。(是从你9岁那年收藏了你的第一枚毛主席像 章算起吗?)对,还有很多传单。再往早算,我收藏的成绩单那还是幼儿园的呢。不过,我也不说那么早了嘛,说太早别人就不相信了嘛。
  而情结一直有的吧。从小就特别喜欢收集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可能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分吧。还有会不会是医学上的一种病,有点恋物癖。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已是一个有恋物癖的人?
  樊建川:是不是有一点点,以后要鉴定一下。
  《新民周刊》:像你喜欢收藏,喜欢记录,这样的性格与父母有关吗?
  樊建川:没有。他们都没有这种爱好,一点感觉都没有。特别是我父亲又没文化,和他们是无关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和作为吧。
  《新民周刊》:那你喜欢收藏的是哪些类型的东西呢?
  樊建川:还是自己觉得有意思,有意义,对自己有所启发的东西,逮着什么收什么。或者说,有回味的东西吧。
  《新民周刊》:收藏作为爱好容易理解,但你为什么又要放弃生意,费尽l心血来建造这样一座博物馆?
  樊建川:开始没有这样的觉悟要办个博物馆,觉得不可能。2000年,我在省博物馆办了个抗战文物的展览,2001年我把这个展览拿到卢沟桥抗战博物馆去,卢沟桥是纪念中国抗战顶级的殿堂,在那儿我才发现我的东西比他们的好,我才有了自信,想搞博物馆了。我们博物馆反映了三场灾难,日军入侵、“文革”(所谓的红色年代)和地震,是一个敲警钟的博物馆。我希望建川博物馆成为跟着时代走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凝固的博物馆。
  《新民周刊》:如果让人生重来一次,你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
  樊建川:肯定的。
  
  理想
  
  思维敏捷,头脑活络,点子想法很多,这是樊建川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例如,樊建川将他的博物馆定义为“聚落”,就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博物馆应该更像是一个超市:以中国“文革”、抗战、民俗和地震四大主题裂变为30个分馆,目前已经开馆15个。樊建川说,将来要开50个馆,因为,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太多。
  他目前的藏品据说已经有800万件,其中还有121件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他那20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堆满了目前还没地陈列或者现时尚不能展示的藏品。而且,他的收藏每天都在增加,古旧的物件他收,新发生的意义重大的,他也收。他的目标是将建川博物馆打造成与凡尔赛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齐名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而一身朴素的装扮与他拿出的时下“最in”的iPhone手机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樊建川的身上散发着所谓文化人身上少有的江湖气息。如今,除了收集藏品,樊建川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用他的手机记录下身边的点滴,上传到微博。
  3月24日,樊建川发出微博:“建设贪官博物馆很有必有。建设傻官博物馆更有必要。为筹建贪官、傻官博物馆,需评选百年百名贪官、百年百名傻官。欢迎推荐,欢迎提名。”这条信息在微博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围脖”们纷纷跟进发表观点,也将樊建川再次推向公众的焦点。
  《新民周刊》:我看展馆的时候,还看到你收藏了高中时期的证书、照片,还蛮齐全的?
  樊建川:一整套齐的。包括我从高中开始每天都要记日记,到现在有40多年的记日记史。每天都没落下,这对一般人来讲也是挺难的。
  《新民周刊》:你的日记一般都写什么?
  樊建川:我的日记是很棒的日记,每天的东西,各方面的。
  《新民周刊》:现在只想记录每天的点滴?
  樊建川:我觉得日记吧,能让你记住一些大事。你要查起来也方便,至少是这样。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的微博每天都会有更新,这也是你日记的一种方式吗?
  樊建川:不是,因为微博上写的事情都是可以说的,而日记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不能说的,更加私人,没有固定的内容。虽然每天都在微博上发很多条,但这些都是经过选择的,是公众性的一个东西。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新民周刊》: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潮”的人,都用上微博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
  樊建川:确切说应该是今年初,1月4日。
  《新民周刊》:你想通过微博向公众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樊建川:与博物馆有关的东西,跟思想有关的东西,同时也得到很多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通过微博能认识很多人,看到别人的议论,别人的说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交流。不是你告诉别人干什么,而是别人告诉你。
  《新民周刊》:你之前在微博上说要建贪官博物馆,是出于什么方面考虑的?
  樊建川:之前我认为办贪官博物馆是可行的。因为最近纪委倡导廉政教育进景区,帮助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荣辱观,四川省和成都市纪委就此都来过建川博物馆几次,希望以某种形式对干部进行廉政教育。我就想出了办贪官博物馆这个点子。全国各地各级纪委都在办各种贪官展览,但是还没有一个博物馆,可惜。办好贪官博物馆,对党和国家,对全社会都有好处。
  但贪官博物馆现在不让建了,可能你也写不出来。其实,我有这些建馆的计划都是顺应时代,像我还准备建农民工博物馆,民营企业博物馆等等。虽然现在贪官博物馆不让建了,但是贪官涉及的是腐败的问题,是很突出的现象所以应该要建。
  《新民周刊》:那你这个计划是放弃了,还是暂时搁置?
  樊建川:东西我还是会继续收集,等待时机吧。就算我不建,别人也会建的。只要东西在,后面啥事都好办。
  《新民周刊》:像你这样每天坚持收藏,巅峰时期的话,平均每天会收到多少件东西’
  樊建川:你除嘛,800万件除以40年嘛。平均每天有800件东西吧,最多的时候-可能要上千件了。
  《新民周刊》:你收集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一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还有就是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反映社会变迁的。比方说今天,张震将军的眼镜和钢笔刚刚到手半小时。只要符合这些条件,无论东西多小都会去收藏。
  《新民周刊》:你是如何来收集你的藏品的呢?我看到你的博物馆里有许多平时见都没见到过的东西。我听说你有很多“线人”?
  樊建川:是这样的。做收藏这么多年肯定会有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网络。比方说,我在上海就有几个这样的朋友来为我搜集东西,他们可能平时就是古玩商人或者是一个文物收藏者。和我是几十年的朋友,知道我的脾气,我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定期都会见面,告诉他们我最近需要的东西,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在帮我们收。
  我在每个省都有这样的组织。这些纽带可能是商业的,这是我们的主渠道,通过钱来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因为光靠自己去找是不可能的。像最近我收到了1000份手稿,最多的人写了5万字,最少的也是5000字。就几大箱子,虽然还没有收到,但我钱 已经付了,花了很多钱,接近上百万的钱。里面有各类名人的手稿。
  《新民周刊》:对收藏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坚持这么多年“忍耐”是不是很重要?
  樊建川:关键是你收藏的方式,还有你收藏的定位,还有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
  《新民周刊》:是,你通过收藏也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
  樊建川:是这样,但很多东西,95%以上都是花钱去买的。反过来讲,很多重要的文物是花钱买不到的,是别人捐赠给我们的。一些私人物品就得上门问家属讨,让他们同情你。
  《新民周刊》:你用了“同情”这个词?
  樊建川:“同情”就是让他觉得我们的博物馆比国家的博物馆办得有意思。像这些名人的东西,他可以选择捐给其他博物馆。像黄埔军校,他唯一的一套课桌课椅和课凳。就这三件东西据我了解,军博没有,卢沟桥没有,黄埔博物馆也没有。但在我们这里有,为什么呢?这是黄埔同学会捐给我们的。那为什么选择我们呢,我们的财力名气当时都不大?那就是所谓“同情”,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吻合吧,理念,在这里产生的宣传效果,使用价值等,这里都给他们最大化了。
  他们一旦理解了这个理念,我想他们的立场可能就会站在我这边了。如果收藏这些东西是为了炫耀,为了赚钱,可能别人就会对你有所警觉和提防。但一旦理解了我们的理念,即使再舍不得,他们也会舍得。我们之间形成一个磁场,就能达成共识。
  《新民周刊》:难怪来这边参观,可以看到很多个第一。
  樊建川:我们有很多第一,壮士广场第一,手印广场第一,领袖广场第一,然后国民党馆、川军馆、美军馆、战俘馆都是第一,地震馆也是第一。然后“文革”的三座馆也是第一。我觉得我们这儿是创造第一的地方。
  《新民周刊》:你本人就是这种凡事都要做第一的性格吗?
  樊建川:是,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第一了。最后要是能拿出五六十个第一来,那我们肯定是世界第一了。我们的口号是: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达到和凡尔赛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比肩的程度。而不是说,自己和自己比。
  《新民周刊》;你觉得二三十年就可以了?
  樊建川:现在我们基本上已到达这种程度了嘛。就是我们文物的数量和珍贵程度肯定到达了。然后我们的题材也到了,“文革”、抗战、地震。其实都到了,现在要是我们说一句是世界第一流,我觉得没有人会反驳我们,尤其是放眼于国内。进入世界一流之列是指日可待的,虽然现在已经能够这么提了,没有冒进,也没有夸大自己。
  我们缺的是所谓的现代展览方式。我对所谓的现代展览方式,不是抵触。那些所谓的声光电的东西可以用在网络和游戏,用在电影院,但对于博物馆而言,最有发言权的,说话的声音是文物本身,不是人也不是科技。科技对于博物馆是一种附属地位,所以我们强调博物馆是以文物说话,我是这么理解的。
  
  现实
  
  当梦想照进现实,樊建川不得不无奈地摇头。要知道建馆容易养馆难。建川博物馆自2005年8月15日开放以来,累计接待观众50余万人次,虽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真正做到收支平衡还是从去年开始的。目前,已列入修建计划当还未动工的展馆就有20多个。
  但樊建川不愿意屈服于现状,有着经商头脑的他给出了以建川博物馆聚落为依托和新的推动力,带动了古街、公馆、庄园的综合利用,形成了聚落发展、古镇改善、农民增收,弘扬历史文化传统、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共赢格局的设想。但他本人却说,自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涉足,搞好博物馆将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唯一的目标。
  采访期间,记者看到,不少前来参观的他的小粉丝们还拿着他的书不断跑过来请他签名,他都一一满足,还不忘叮咛几句。
  《新民周刊》:这里每天都会有这么多孩子来参观吗?
  樊建川:差不多。每天都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是我感到很欣慰的事情。说明我们博物馆还是有许多年轻人关注的元素。博物馆很形象,也很抓人。我觉得年轻人过来看一下,对他们成长是有好处的。
  《新民周刊》:听说,你当初为了建这个博物馆,花了5亿元,还把新的办公楼给卖了。
  樊建川:其实最大的投入还不止这些,最大投入是文物的收集上,而不是买土地和建博物馆。当初我们博物馆为什么要有500亩地呢,是因为我觉得有这么大面积的博物馆在全国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之后还会再买300亩地,首先从面积上讲,我们肯定是要做大的。
  有了够大的地方,只要你东西好,将来留给别人,留给政府都是可以延续的。博物馆不像商场和小区,够豪华够大就行。可能因为资金问题,简陋没问题,东西好才是命根子。建筑装修可能只能延续几十年,博物馆的生命力源自文物展品,而且文物的价值是与日俱增的。
  《新民周刊》:博物馆现在的经营状况怎样?
  樊建川:就博物馆的投入而言,买地的钱,买文物的钱,建馆的钱这个毫无疑问是永远回不来了。投在博物馆上的钱都变成死钱了。但值得欣喜的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博物馆有了经营上的收支平衡。我400多个员工,大概需要七八百万工资,我给开出去了。我的水电煤、维护费、绿化费我给开出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运营上能够维持,即使是我日后把博物馆捐给成都市人民政府,当国资委来接手时,首先博物馆上百亿的这个资产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国家不用为养这个博物馆来拨款。现在这个博物馆可以和文化产业相结合,可以和旅游产业相结合,它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它能够自己谋生了,甚至还略有盈余可以继续发展。这样交给国家时,才是真正的财富而不是包袱。
  《新民周刊》:我其实一直想问你是如何理解财富的?因为做博物馆肯定不如做生意赚钱多。
  樊建川:那肯定不是为了赚钱。这个博物馆我已经写了遗嘱,经过法律公证,要全部捐给政府的。我认为,财富对于任何人来讲终极都是一样的。它可能就是使你的生活变得好一点,跟着你方便一点。有人觉得人参鲍鱼好,有些人就觉得粗茶淡饭好,有些人觉得满世界飞好,也有人就喜欢在家晒太阳。第二,财富是流动的。没有什么人能一辈子守着财富,今天在你手上。明天在我手上,最后还不是在后人的手里。财富对人的意义是有限的,能够维持生存就可以了。第三,在支配财富的时候,应该是以你最愉快的方式来支配。我觉得现在我这样花钱,就是我最高兴的方式。把钱放着我不高兴,再投资再生钱,我也不高兴。建川博物馆真的是对我最大的奖励。最后,你获得的财富比别人多,这并不代表你樊建川有多大本事,关键是看有这么一个背景,碰到改革开放,要清楚认识是时代给了你机会,你只是一个幸运儿。
  《新民周刊》:你现在的这套运作模式是不是也和你经商的经历有关?
  樊建川:对,一般的博物馆人不会这么做。因为我当过商人,我知道博物馆这个东西注定是一个赔本的生意。但我结合旅游 产业,也开宾馆客栈,其实也是为安仁镇带来一些发展。
  《新民周刊》:那你对博物馆的配套产业有什么计划吗?你会涉足其他什么新的领域吗?
  樊建川:配套的产业可能我没有什么精力去做了。这些政府应该都会做。虽然我做博物馆是亏钱,做配套会赚钱,但实在没有精力了。像现在我在博物馆里做餐厅做客栈其实都是被逼的,因为游客需要吃饭嘛,要买东西。可能就仅此而已。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算是个成功的人吗?
  樊建川:肯定算。不然就太矫情了。刚刚什么地方还给我颁了一个十大知青奖,前不久还有一个十大公益人物的奖,去年还拿了一个全国十大幸福财富人物的奖。还有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特别节目只做了十个人的节目,其中也有我。如果这样还不算成功的话,肯定就说不过去了。
  《新民周刊》:奖项只是形式的体现。你觉得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满意。二是公众对你的满意度和认可度。第一你是否提供了思想,第二是否提供了历史意义,第三是否有担当。第四是否是推动社会往前走。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有的。去年我和老布什一起在美国拿了一个荣誉博士,在台湾我在两天时间内见了5个国民党高官,说明我们的国民党展馆也是成功的。最后,人在社会,关键还是要看你对社会做的贡献,是否超过了一般的人,超出一般人的多少来作为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我觉得我做的贡献比一般人要大一些。就算现在让我意外死去了,我也觉得我很满意了。至少自己活得很充实,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新民周刊》:之后的规划是怎样的?
  樊建川:以后还是坚持做博物馆。现在已经有30个馆了,以后还要做下去。现在很现实的问题主要是缺钱,虽然我这一辈子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如果有钱做100个馆也是可以的。像我们现在库房里至少还有几十个博物馆的项目,主要还是经费问题,不然我一定会把每个馆做成顶天立地一等一的博物馆。但可能老天爷不给我这个机会了,就算这样,我想就算拼命也要做50个馆。我再留下50个馆的构思,让后面的人来做。这样也算是完成我的心愿,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文物也是我在收集,我觉得也够了。其实一座城市建一个博物馆都难,我们还是发挥了我们最大的能力和财力来做到这个程度。
  《新民周刊》:用“聚落”的概念采称呼建川博物馆,我觉得挺贴切的。
  樊建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博物馆超市,这样就把博物馆的神圣化给降低了。可能你到每个馆会有一种神圣感,这是你内心产生的崇敬感,但就博物馆的形式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图书馆,电影院,咖啡馆,把它还原到社会的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文化单位。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将它看作是一个平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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