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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3 15:27:09 影响了:

  摘要:本文梳理和考察女性“身体写作”渐趋“形而下”的精神向度和单调的审美想象,分析“80后”、“90后”女作家们在“自我殖民”中创作失语的原因和精神病灶的根源,进而找寻她们克服言说危机的路径和坚持一种“纯粹文学”理念的意义和可能性。
  关键词:身体写作 话语权 自我殖民 本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当20多岁的卫慧、棉棉裹挟着鱼龙混杂的欲望冲出读者的视线,又在文坛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谁都不会想到,接过她们衣钵、在文坛“秀场”排成表演方队的是更为年轻的“80后”和“90后”的花季少女们,她们放纵的“身体写作”与前辈相比更加肆无忌惮,全方位的“裸露”迅速占领了图书市场和受众的眼球,成为文学界和出版业的新宠。她们作品中所飘荡的青春气息、女性情怀和纤细感觉,那种内省的、梦幻的、隐秘的氛围与青春期少女的叛逆一拍即合,自闭和放纵巧妙结合成独异的“少女趣味”,不但俘虏了近年来疏离文字的少男少女,也刺激了众多成年人的“看客”心理。
  她们一出场就直奔“身体”――这个曾经被赋予“女性自我解放的堡垒和最有力的武器”――但在“少女作家”的笔下,只是尽情挥洒青春和本能的招牌,绝对不需要编织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当下逐步健全的社会已经不再、也不可能依恃体制的力量来压制身体和正常的性;同样,身体和性的放纵也正在泛滥中丧失了以往反抗的功能和力度。当性不再是被利用和操控的工具,而真正回归自然本位,甚至蜕变为纯粹身体官能的刺激和享受后,新一代女性写作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的困境。从“王安忆们”对人类丧失整体性存在境遇的精神抗辩,“林白、陈染们”执拗偏狭的身体化“私人抵抗”,到“卫慧、棉棉们”热衷于实践“自我欲望化的展览”,以身体为表征的女性文学明显地经历了一个渐趋形而下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文学就普遍存在使用“他人的话语讲述所谓自己的故事”的弊症,而温室里成长的“80后”、“90后”作家们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波澜和故事,她们只是行走在别人走过的老路上,腔调一致地复述道听途说的故事。她们未成年的情欲饥渴和低俗想象,就是纯粹迷失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中的随波逐流。12岁女生蒋方舟的《正在发育》,涉及对身体的情色描写和早恋、同性恋等敏感话题,让人们“大惊失色”;十四岁女生霍艳的《地下铁》,对感情、爱情的大彻大悟,“早熟”得惊人;16岁女中学生“普绪客”(笔名)耗时一年之久,完成了《GAMEOVER》、《所谓虚幻》、《最终幻想》、《茕》、《灰飞烟灭》等10多部中篇情感小说,以“三角恋”、“乱伦”、“同性恋”、“性虐待”、“吸毒”,甚至是赤裸裸的性生活白描,令公众目瞪口呆。
  在习惯以“代”分类的中国文坛,纵观这几代女作家,正应了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那句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尽管,她们更新换代正以加速度进行,但是,书写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诉求却丝毫没有质的突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代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正以“自由落体”的姿态,毫无节制地从精神和想象的云端跌落到地平线,甚至由于失重的惯性作用力而堕入“地下”,成为专注“下半身”的追求畅销和利润的“地下出版物”,正如王晓明先生撰文指出:“每一天我们都在为社会文化的倾斜付代价。”现实生活中,“少女作家们”每天接触各式明星的绯闻和糜烂生活,沾染明星的珠光宝气和闲情逸致,仰慕她们的成功和特权,在明星们“半张脸的神话”中晕眩,并不会诘问这些生活方式和特权存在的合理性。恰恰相反,她们追问和关心的只是如何才能像明星般享受特权和过着神仙一样逍遥生活。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眼下文坛刚刚扔掉奶瓶,就将方格稿纸铺进摇篮的那些“少女作家们”。
  作为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80后”“中国的新激进分子”和“叛逆的代表”,春树坦言:“在听音乐和看电影时会哭,喜欢虚荣,还有一切虚幻的感觉,天天都涂香水,轻陷在柔软如天鹅绒的床单上,颤抖。喜欢名牌,喜欢被人爱,喜欢门口贴着五星或者更多星的宾馆。”她的自传《北京娃娃》,尽管表露出自己所向往的一切――爱情、身份、关爱、金钱――都无法得到的痛苦,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幻觉般的感受来执著地探索少女的心理和生理,将少女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书中那个虚荣爱美,自卑地穿着自己并不喜欢的衣服,灰不溜秋地穿行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没有钱去买一支口红,买一套时髦衣服的女孩春树,一旦获得了机会,那点来自本能的悲愤和叛逆顷刻间灰飞烟灭了,那点作为表演噱头的“叛逆”立刻变成猫一样的“媚态”。“最初,我认为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另类需要成长并融入社会。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粗糙的棱角,变成另一种场合的人。”这样看来,少女作家们的叛逆最终演变为一种对主流的回归,她们并不想对意识形态的生活展开批判,而只是思考如何也拥有这种心向往之的特权和生活。所以,当下流行的生活和爱情方式以及自我放纵的特权在她们的小说中被无原则地认同和复制时,少女作家的写作已经步入了危险的困境之中。这并非她们涉世未深所致,而是整个社会精神“病灶”使她们丧失了自我体验和思考的能力,她们被“成功”导入了对消费社会“成功人士”的盲目崇拜和对“新意识形态话语”的屈从之中。
  春树宣称:“只有出名了,才有话语权。”如今,“春树们”为了博得声名,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语不惊人死不休,出版了自己的小说,吸引了众人的眼球,拥有了市场和金钱。但是,她们真正如愿以偿地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了吗?在一个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我敢断言,说话的权力已经与话语权根本无关;相反,许许多多虚拟的假相正在鼓励我们说话,在时时刻刻受到各种外力的裹挟下,身不由己地不得不说,甚至是违心之言。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语言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它只不过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不是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如今,挥舞大棒的法西斯暴力早已永世不复,但是隐形的物化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会有力地把人塑造为喋喋不休的“语言狂”。风靡社会的主流话语已经悄悄为我们织就了一张包容万象的大网,我们身处其中,为获得私利美言,为批判异己开炮,为保护自我辩白,为公众呐喊,为民族诤言。我们的言说具有滔滔不绝的语势,好似真理在握,对其他话语方式保持强大的威慑。我们彼此之间唇枪舌战,貌似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是,我们谁又敢说自己的言说已经逃离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那张话语权力之网呢?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少女作家们主体自我的迷失以及她们如何丧失了批判的思维和力度了。因为她们所使用的话语恰恰正是马尔库塞所谓的“被全面管理的语言”。如果她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她们眼下所有的言说,都是在为那张笼罩的权力大网添针织线,说得越多,织得越密。不只是少女作家,连同我们全部,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堕入意识形态的话语圈套中,在浑然不觉中进入了福柯所描述的“圆形监狱”:大家相互监视,在枯燥、单调、规则中生活和思想,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自觉地自我监视成了内心的需要,我们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精神想象力、世界的丰富性和审美的感知力,完成了自我的规训和监禁。
  如今,我们的文学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无法把散落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有价值的经验碎片,通过强大的想象力,整合和同化为自己的生活和体验的一部分,而只有龟缩在眼前现实的世界里做着重复性的文字游戏。然而,真实和现实意义上的自我经验和表现又只能是一次性的,多次表现就会陷入无意义的同义反复,这正是造成当下女性文学普遍存在彼此“互文”现象的原因。所谓个人化的日常生活,无非是没完没了的男女纠葛,从情感到肉体,从卧室到大街,女性文学普遍陷入了使用“他人的话语讲述所谓自己的故事”;而温室里的少女作家们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波澜和故事,她们只是行走在别人走过的老路上,腔调一致地复述道听途说的故事,陷入了“用他人的话语重复叙述他人故事”的话语圈套中,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即使那些为了摆脱这种无意义的重复,而刻意去寻找现实人生中难以体验的苦难,诸如乱伦、自虐等有违普遍性日常认识的畸形化生活,进而在肮脏的苦难中制造酷似独一无二的真实的举动,也由于畸形的真实过分倚赖有限的、甚至是虚假的经验,反而遮蔽和伤害了当代的文学走向广阔和崇高的意义。少女作家以“欲望”为母题的文学创作已经难以做出颠覆性革命,甚至难逃主流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笼罩”。因为以往被忽略和禁锢的“欲望”、“消费”等观念,如今已经在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配下平等地向每一个公民毫无保留地敞开,这种解禁对于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都是一种诱惑和挑战。权力与金钱合谋制造的无限扩张的欲望,以及对这种贪欲的美化和颂扬,已经成为无国界的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这对于缺乏理性自控能力的少女作家们来说,的确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这也是90年代以来女性身体写作渐趋形而下的精神病灶。那么,她们有没有突出重围、克服言说危机的可能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她们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书写资源和自身优势。
  首先,因为少女与女人相比更是弱势群体之中的弱者,她们幼小的心灵毫不设防地暴露在意识形态和男性话语的压制之下,孤独而又无助,根本无法抵御和修复来自外界的创伤和压迫;而这种创伤和压迫将会成为笼罩在她们心灵世界的无法抹掉的阴影,又可能是造成她们一生不幸的根源。所以“幼女”是抨击男性及男权社会最有力的武器,她们的遭际更能唤起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怜悯。我们深信,弱势群体和弱势文化并不同时意味着“弱势”的感情和“弱势”的生命体验;恰恰相反,与生活零距离的接触和碰撞,以及深深的刺痛和焦灼感,应该使她们有着更真实、更深刻的体验,更有言说的冲动和反叛。
  其次,少女本身作为个人成长的一个阶段,一切都是纯粹的,本我的,她们与成年女性相比,较少受到男权社会的浸染和创伤,纯真的“幼女”,感觉和体验会更敏锐、更真实、更自我,是一个理想的纯粹的个人化身;她更多的是自己的身心体验而非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宰制,这种表达更靠近史前的人类本真状态,这在一个机械复制的物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少女作家完全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审美的、诗意的、纯真的文本世界,为重建人类心灵的广阔,展示精神生活世界的多种可能性,以及重构未来的美好蓝图贡献力量。
  然而,这种“纯粹的文学”却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考验。创作资源、精神取向、审美趣味日渐单一和贫乏,无形的“牢笼”和“铁幕”正囚禁和改造着作家的精神向度、价值立场和审美想象力;文学在刚刚挣脱了“以政治定调”的怪圈和歧途后,又旋即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奴化写作”的泥淖。少女作家如何面对强势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社会物化生活咄咄逼人的胁迫呢?又如何走出这“无物之阵”的包围呢?我想起《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这种勇气和姿态在中国当下文坛是相当切要的,这也正是支撑包括少女作家在内的所有中国作家逃出“无物之阵”的信念和保证。
  
  注: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0YS196)和教育部科研规划青年项目(10YJC75107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晓明:《每一天我们都在为社会文化的倾斜付代价》,《东方早报》,2004年2月20日。
  [2] 汉娜:《新激进分子》,《时代周刊》(亚洲版),2004年2月2日。
  [3] 李菁、苗炜:《少男少女的文学春梦》,《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第25期。
  [4] 让?卡蒂尔:《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孙国亮,男,1975―,山东淄博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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