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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3 15:26:04 影响了:

  摘要:汉乐四品是东汉宫廷的四类音乐,大予乐包括郊庙乐、上陵乐、殿食举乐和少量先秦雅乐;雅颂乐则是先秦所遗周颂雅乐;黄门鼓吹包括帝后的朝会、宴饮、丧葬殡仪,属于雅乐性质;短箫铙歌则属于黄门鼓吹的组成部分。汉乐四品实则三品。
  关键词:大予乐 雅颂乐 黄门鼓吹 短箫铙歌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汉乐四品是汉代(东汉)宫廷的四类不同性质的音乐,东汉明帝时,将乐定为“四品”。在《后汉书?明帝纪》、《东观汉记?孝明皇帝纪》、《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以及《通典?乐一》等文中均有记载。但是,从以上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乐四品存在两种说法。这里姑且以两种说法中的代表《隋书?音乐志》和《后汉书?礼仪志》为切入点,探讨一下汉乐四品的问题。
  《隋书?音乐志》认为,汉乐有四品:其一为《大予乐》,主要用于郊庙祭祀祖先的;其二为《雅颂乐》,主要在辟雍飨射时使用;其三为《黄门鼓吹乐》,天子用于大宴群臣。其四为《短箫铙歌》,作为军乐用于军中。而且《隋书》中也把其来龙作了说明,如“一曰《大予乐》……《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则《孝经》之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责令凯歌’者也”。《隋书?乐志》所谓的汉乐四品,分别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等四类音乐。
  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也有四品,主要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这与《隋书》所说前三类基本上一致。而且蔡邕对于汉乐四品的来龙解释除了与《隋书》重复的部分外,又加入了更为详尽的材料,如:“一曰大予乐……《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令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分析蔡邕《礼乐志》与《隋书?音乐志》,不难发现其中的疑点,就是蔡邕所述的汉乐四品与《隋书?乐志》所述少了一品,《隋书?乐志》的四品《短箫铙歌》在蔡邕《礼乐志》中称为《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完整记载“汉乐四品”的除《隋书?乐志》外,还有《通典?乐一》、《通志?乐略》、《资治通鉴?汉明帝永平三年》胡三省注等,这些文献均认为汉乐四品,一为大予乐,二为雅颂乐,三为黄门鼓吹乐,四为短箫铙歌乐。
  那么,关于汉乐四品中的短箫铙歌,哪一种记录更可信服呢?为了分清其中的原委,我们先将这四品逐一分析:
  一 《大予乐》
  东汉的第一品乐为《大予乐》,其名字始于《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从文献记载来看,《大予乐》是新皇登基所使用的音乐,同时也是应图谶而由汉廷下诏改名而产生的。这些音乐皆为祭祀先祖的郊庙雅乐,文中将这些郊庙之乐改为大予乐,将乐官称为大予乐官。而《后汉书?曹褒传》则较为详尽,其认为三皇五帝的礼乐都不互相因袭,而是各自体现了自己的功德特征。作为再次一统华夏的大汉,理应和三皇五帝一样,重新制礼作乐,以体现大汉的威仪和皇家的功德,而不是再因袭使用前朝的礼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百世的模范。文中还借用《河图括地象》及《尚书璇玑钤》等书典为其寻找依据。如:《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大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以上不难看出,《大予乐》就是东汉的郊庙之乐。
  而郊庙之乐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西汉时期的郊庙祭祀之乐主要包括:高祖唐山夫人《房中乐十七章》,以及武帝时《郊庙十九章》,这些乐皆为西汉所创制的新乐,原属乐府职掌,哀帝罢乐府后改由太乐领属;还有一部分为西汉诸位皇帝郊庙祭祀所常奏之乐,如《文始》《四时》《五行舞》《盛德》等,这些郊庙之乐除了少量先秦雅乐外,大多为汉代所创制的新乐。这些雅乐在哀帝罢乐府归太乐领属,进而上升为汉代的雅乐,东汉时成为《大予乐》的一部分。
  蔡邕《礼乐志》所述《大予乐》的另一组成部分为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这又是什么乐呢?《后汉书?礼仪志上》云:“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阙,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据史载,东汉明帝时对礼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每年元旦要求公卿百官、外国使者、各郡计吏及皇亲国戚等,皆到光武帝的原陵进行祭拜,要面对“神位”汇报粮价、民间疾苦、风俗动向等;八月,各贵族还要把最好的酒(酎)奉贡给宗庙,其礼与上陵之礼类同。此种仪式由过去的殿堂改为先帝的陵寝举行,由此看出,东汉对郊庙祭祀的重视程度。
  而“殿食举之乐”,则承袭于周。《周礼?大司乐》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礼记?王制》云:“天子食,举以乐。”可知,天子食,需奏乐。
  而以上这些仪式活动所用之乐是什么呢?古人认为,天子饮食起居必须顺于四时五味,而且需奏乐,这些音乐就是食举乐。食举乐的作用就是顺应天地,祈求神明,赐福人间。但是从文献来看,汉代的食举乐并非古雅乐,而是汉廷新创作的音乐。如《隋书?音乐志下》引马防奏言“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
  因此,这些食举之乐是“太簇之律,雅颂之音”,而非“今请官雅乐黄钟”,说明其并非当时的“宫中雅乐”,而是以新创为主的新乐。
  二 《雅颂乐》
  汉乐四品的第二品是《雅颂乐》。《隋书?音乐志》认为,《雅颂乐》为辟雍飨射之时所使用的,因为《孝经》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是最好的教化工具。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周颂雅乐,是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的大典之乐,也引用《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字句,而且又索引《礼记》为其找依据,如“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二者的不同是《隋书?音乐志》所涉及的名称缺少“周”字,而蔡邕《礼乐志》则有之,且后续文字加入了“六宗、社稷”的名称。
  “辟雍”是讲习、教化之场所,“飨射”是春秋两祭之典,“六宗”是上下东南西北之神,“社稷”是方社和五谷之神。古人将雅乐用于人,颂乐用于神。“辟雍”和“飨射”是用雅乐而不用颂乐的,由此可知,《隋书?音乐志》所云二品《雅颂乐》就是蔡邕《礼乐志》所说的《周颂雅乐》。
  而两汉的《周颂雅乐》主要是武帝时好古的河间王刘德所献的雅乐。这些先秦古乐当时武帝将其“立之太乐”,但“并不常御”,只在春秋飨射之时“作于学官”。在两汉这些都属于先秦雅乐,其包含的内容今已无从考证。
  三 《黄门鼓吹乐》
  东汉汉乐四品的第三品是《黄门鼓吹乐》。所谓的“黄门”就是天子的“禁门”。东汉之时,“黄门”隶属于“少府”,是侍奉帝后的官署之所。
  蔡邕《礼乐志》云:“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文中将《诗经?小雅?伐木》(雅乐)的“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又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由此推知《黄门鼓吹》是雅乐,其对象是“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用的。如司马彪《礼仪志》刘昭注引蔡质所记“立宋皇后仪”中便有“黄门鼓吹三通”方面的记载:皇后在殿中即位,太尉手持玉玺和绶带,天子要临轩在旁,朝中百官也要陪侍在侧,然后由主持仪式的宗正念读册封皇后的策文。皇后行拜礼称臣妾后即可坐到所要加封皇后的座位上,此时太尉将玉玺和绶带授予皇后。然后,需要黄门鼓吹三遍,鸣钟鼓。皇后即位仪式方结束,便可大赦天下。
  此外,皇帝作朝会时,也用“黄门鼓吹”行仪:“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悉坐就赐。作九宾散乐……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小黄门吹三通,谒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罢。”
  “黄门鼓吹”还可用于殡葬丧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丁孚《汉仪》记载:永平七年,光武阴太后驾崩,当时宫中下诏要求灵柩先置于殿中,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宫中男女侍官三百人皆身穿白衣,引棺挽歌,下殿就车,在黄门宦者带领下走出宫门。同时,“黄门鼓吹”还用于宫廷“大傩”之仪等。
  从以上材料可看出,“黄门鼓吹”主要用于宴乐和礼仪两个365娱乐面,具有雅乐的性质。
  四 《短箫铙歌》
  汉乐四品的最后一品是《短箫铙歌》。《隋书?音乐志》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所使用的音乐。《隋书?音乐志》与《宋书?乐志》的记载完全相同,但二者的记载则与蔡邕《礼乐志》的记载完全不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第三类的黄门鼓吹,是天子宴乐群臣所使用的音乐,且引用《诗经》中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字句为其找依据,并进一步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之乐,并索引《传》为其找依据,如“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蔡邕在《礼乐志》中所述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另立的一类。《后汉书?祭遵传》也有类似记载:“建武八年,帝东归过 ,幸遵营,劳飨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李贤注云:“黄门,署名……武乐,执干戚以舞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也说,“黄门即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武乐,即短箫铙歌也”。
  《后汉书?祭遵传》中所记载的是光武帝犒赏、宴请士卒之时,用的是“黄门武乐”,也就是沈钦韩所说的《短箫铙歌》。那么天子宴请群臣诸将应该是《黄门鼓吹》,现在刘秀所用是“黄门武乐”的“短箫铙歌”,因此可以证实“短箫铙歌”就是第三品《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说来,《隋书?音乐志》、《宋书?乐志》所述的汉乐四品的第四品为《短箫铙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黄门鼓吹》中的武乐,它的功用主要是用于“王师大捷、军大捷”,是一种“凯乐”和“凯歌”。
  综上所述,汉乐四品实际上只有三品。蔡邕《礼乐志》和《隋书?音乐志》在前三部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蔡邕的解释更为全面些。而所谓第四品《短箫铙歌》在《隋书》中另分为第四品,而蔡邕《礼乐志》中可能是《短箫铙歌》和《黄门鼓吹》皆有军乐属性的原因,将其归类于《黄门鼓吹》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二者所处的时间来看,蔡邕之说最为接近汉代音乐的真实,因此蔡说应当较隋说更具有权威性,所以汉乐四品其实应当为汉乐三品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刘珍:《东观汉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5]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6]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
  [7] 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苏丹,女,1977―,南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艺术教学,工作单位:南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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