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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1-10 15:31:47 影响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有幸接触几位德学双馨、才华出众的部长,他们的教诲令人难忘。我一直敬仰和怀念他们。王匡同志就是其中一位。
  
  “长明斋”主人
  
  1951年底,我接到上级党组织的调令,离开老家揭阳县河婆中学教员的岗位,从粤东山区坐上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沿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泥沙公路来到广州。原来是说参加华南分局宣传部举办的宣传干部培训班的,但当时全省正铺开土地改革运动,很难抽出人来,按时报到的寥寥无几。培训班没有办成,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李凡夫副部长决定让我留下来,在他身边工作。就是在分局宣传部,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匡。他当时是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的社长,我是在他前来分局宣传部所在地广州东山梅花村阅读中央电报时见到他的。记得当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南方日报》的负责同志黄文俞。当时虽然没有什么交谈,但王匡英俊淡定、儒雅斯文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王匡到《南方日报》担任社长,又先后在华南分局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担任部长,还担任过省委候补书记。1958年省委理论刊物《上游》创刊时,王匡任总编辑,把我从省委宣传部调到《上游》当编辑。直到1960年该刊结束,王匡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担任宣传部长,我则留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当研究员,并于1963年调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秘书。所以,在这长达10多年时间里,王匡都是我的上级,或者继续同他保持着工作联系。王匡老家是东莞虎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即离开广东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深造;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解放战争中他参加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两次随军挺进中原,进军江汉,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这些,我是陆续知道的。对他这些经历,我怀有一种既向往又崇敬的心情。我到华南分局宣传部时,只有20岁。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知识分子,宣传部李凡夫、王匡和吴南生、陈越平等领导,都给了我热情的关心和教诲,他们都是我的良师。我是从参加革命工作起,就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优秀传统的熏陶的,这是我的幸遇。
  王匡理论功底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系统深刻的研究;他文笔好,文字工作对他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虎门是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我想这对王匡很有影响。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多次给我讲宋代名相王安石在《咏史》中的两句诗:“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当时我还没有深刻的理解。但我能觉察出部长的意思是强调人的精神的重要、传承崇高精神的重要,是提倡高尚,追求完美。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追求,王匡经常思考和提出许多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使我感到新鲜和好奇,同时很钦佩他读书多,脑子好。
  半个世纪前的梅花村,绿荫掩映,景色秀丽,风格各异的小洋房错落有致,我们华南分局宣传部、组织部、社会部和办公厅一部分单位,就在这里办公。王匡住的是梅花村37号,那是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是蒋光鼐的房子。王匡住在二楼,楼下一间大房是会议室,登上二楼的木质阶梯是螺旋式的。他经常读书、写作至深夜,书房里的灯光长夜不灭,对此部里的同志很多都知道。他也就把书房命名为“长明斋”。王匡是长期搞文字工作和当媒体老总的,这种通宵伏案、灯火长明,大概已成习惯。的确,当时机关里,学理论、学文化的风气很浓,我想这与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在梅花村37号,他住了好多年。“文革”期间,几经搬迁。至1988年才离开梅花村,迁居东山。
  
  为扶新枝恳耘耕
  
  
  正因为王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文化理论研究工作的孜孜追求,他对有志于文化事业的专家和肯学习的青年,总是热情关怀和鼓励赞赏的。比如对写出《艺海拾贝》等优美散文作品的作家秦牧,王匡十分推崇。有一次他对我说:“秦牧写了那么多优美的散文、小品,学识那么渊博,不是偶然的。他住在东山启明二马路,每天早晨,很多人还未起床,他已跑到天台上去读书了。”又如当年在《羊城晚报》编《晚会》副刊的刘逸生,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他接受王匡关于《晚会》可以刊登一些如何欣赏旧体诗词的文章,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建议,动手写作《唐诗小札》,在副刊连载,后于1961年编成集子出版。翻开这本《小札》,首先读到的是王匡用“尚吟”的笔名撰写的《读〈唐诗小札〉(代序)》一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我对从事通俗化工作的同志,向来抱有敬意。这不但是因为通俗化这一工作非常重要,而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却很少;更重要的是,真正通俗化了的东西,它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品德方面,都能扎扎实实地给人以有益的帮助。”他热情地称赞《小札》是一朵“稀有的小花”。果然,刘逸生介绍唐诗的系列文章大受读者的青睐和欢迎,他也不停地写,《唐诗小札》多次再版,洛阳纸贵,大为风行。王匡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时说:“我生平极少为书作序,为逸生先生《唐诗小札》作序,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我与〈唐诗小札〉》序言可见他对文化事业,尤其是对人品、文品俱佳的文化精英,充满由衷的关爱。
  王匡是个文化人,他具有文人的气质和特殊敏感性,并且阅历广泛,见闻丰富。过去我只知道有“醉酒”、“醉茶”的说法,有一次王匡却对我谈起“醉绿”来。这是他在随军南下的途中,有一次正是冬末春初,中原大地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但“二月春风似剪刀”,河堤上的杨柳已悄悄地吐出嫩叶,随风摆舞。他骑在马上奔驰,两旁的绿柳在眼前晃动,无边无际的绿浪直扑过来,映进你的眼帘,钻进你的心扉,跑着跑着,使你感到如痴如醉。我的家乡是在山区,山坡上,河岸边,田野里,全是茂密的树林、竹子、灌木和庄稼,那漫山遍野的绿色,令我永久难忘。听罢王匡讲的醉绿,他“品绿”的经历和独特感受,我心里一亮,感到是那样熟悉又那样新鲜,使我的审美得到一种提升,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王匡读书多,知识面广。在三年困难时期,痛定思痛,人们在反思“大跃进”中没有处理好主观意愿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教训。有一次,王匡对我讲了有关杜鹃叫声的事。他说在鸟类中,杜鹃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习性,在平常日子里,它们喜爱单个儿活动,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一只杜鹃闻到另一只的鸣叫声,它就会飞过去驱赶对方,直至厮杀起来,其中一只败阵逃开为止。杜鹃不喜欢听到同伴的啼啭,彼此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禽类生活中一件有趣味的客观存在,由不得人们随便讲述的。由此我得到启发,写了一篇杂文《杜鹃的叫声》,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例,论证做事要注意主观与客观相一致,防止主观随意性。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得到不少读者的赞许。在文章开头,我说最近听到一位长者讲杜鹃的故事,这位长者,就是指王匡。王部长也读了这篇杂文,他笑着对我说:真是不好意思,我竟当了一回“长者”。当时王匡才四十岁出头,我称他为“长者”,是出自内心对他的尊重,可在他来说,也许是把他叫老了。
  
  在当时的机关生活中,下乡下厂作调查研究是常事。尤其是我们搞宣传工作的人,下去调查,体察民情,研究宣传方针和举措,是一项基本功。有几次我随王匡下乡到东莞,在县城和虎门、沙角、大岭山等处调查。当时县委书记是林若,他陪我们一起下去跑。我们住的县委招待所,是一所旧平房,但打扫得很干净。记得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块牌匾,刻有“听雨”二字,是袁崇焕手书,很是珍贵。我们找了虎门公社的干部交谈,看了沙角炮台遗址,还探访了大岭山革命老区的群众。后来我还单独到东莞去过,跟着林若书记骑自行车下乡,到寮步、樟木头等公社,看农村的公共食堂。作为《上游》杂志的编辑,我到东莞找民政局的领导采访,约他写有关公共食堂的文章。当时正是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其实经济生活的困难已显露出来,发粮票、布票、肉票等,物资匮乏,但我们不敢否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看不到“左”的倾向的危害,只认为是工作还没有做好。有一次在县委招待所聊天,王匡指着自己脚上穿的袜子,告诉我是尼龙丝袜,是新产品,当时很稀罕。还有的确凉衬衣,当时也感到很新鲜,说不用棉花,又容易洗,晾起不久即干。他还送了一件的确凉短袖上衣给我。回想起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些事,对比今天的经济生活,看看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纺织品,仿佛有隔世之感。
  
  沥血呕心著华章
  
  做宣传工作,离不开写文章。王匡是这方面的高手。翻阅他的遗著,除了大量有关新闻工作的讲话、时评、通讯、学术专论、诗词外,就是杂文、散文。其中,《论马路两旁摆花盆》、《谈“样子”》、《再谈“样子”》等篇杂文,都是他在担任《上游》杂志总编辑时写的,锋芒所向,是对那时流行的一些形式主义做法的批评。《羊城晚报》曾转载《谈“样子”》一文,并引起一场讨论,反映了当时杂文创作的活跃空气。王匡还动笔写过相声,讽刺当时文风存在的问题。
  陶铸对王匡的才华十分器重。陶铸平日很多讲话,都不是照念稿子,而是他自己思考之后,用毛笔在几张信笺纸上起草好简要的提纲,外加备用的一些报章、《参考消息》,一起带到会上去讲,然后由办公厅的速记人员整理出来,交给我们这些秘书看看,再送回给他审阅修改。他的许多重要讲话、文稿,在定稿前,除了经过当时担任中南局秘书长的薛光军推敲研阅外,就是要找王匡把把关。比如脍炙人口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就是经过王匡之手的。有人曾经用陶铸的“文胆”来形容王匡。他们之间确实是文章知己。这一方面是出于陶铸的爱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王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很好的文字水平。他是陶铸在文字工作方面的得力高参。1965年3月陶铸到湖南郴州检查工作,游苏仙岭公园时于“三绝碑”上览宋代词人秦少游《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陶铸感秦少游遭遇之不幸,抚今思昔,乃反其意而作一首《踏莎行》。词曰:“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桥跃飞虹,渠漂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这首词后来镌刻在苏仙岭上。在写作过程中,这首词多方推敲,反复修改,几经王匡之手,记得当时胡乔木来广东,也征询过他的意见。想起当年领导同志之间的文字之交,能者为师,很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时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和谐氛围,朋友情谊,文缘诗缘。
  王匡喜爱诗词,他熟读古人的诗,自己也爱写诗。清人龚自珍的诗他尤其喜爱。“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这是王匡亲自手书的龚诗之一。他喜欢用诗词与朋友交往。近日收到秦牧夫人吴紫风赠的《秦牧相画集》,其中有王匡1978年5月作于北京的七绝《赠秦牧同志》:“道德文章久噪名,为人心地水般清。此生已历三千劫,火眼金睛分外明。”相知相敬之情,跃然纸上。王匡有浓厚的家乡情结。他常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想起家乡虎门的荔枝林,想起逝去的母亲。他对农村的事十分熟悉。他告诉我,荔枝要结出好果子,一定要施用有机肥料,并且最好能将死猫、死狗之类的有机物埋于荔枝树下,荔枝果一定又大又甜。他有一首五律《题陈子毅蝉鸣荔熟图》:“红荔一枝悬,吾生忽少年。蝉鸣炎日永,血洒夕阳鲜。坐看星辰落,遥闻慈母喧。狂飙天外至,满地覆珠圆。”写得真实生动,鲜活洒脱,充满感情。
  
  夕照花红老文人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十年内乱从此开始。这年6月1日,陶铸奉调中央工作,离穗赴京,我也跟随到了首都。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广州地区文化界遭到揭发批判的最早是作家秦牧,并且矛头很快便指向王匡,说他是秦牧的“后台”。从此王匡惨遭迫害,尽挨批斗关禁,失去自由,好在能顽强地活下来。陶铸同志也于1967年1月4日遭江青、康生、陈伯达突然打倒。这几个人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诬陷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在“打倒刘、邓、陶”的声浪中,我这个“黑秘书”、“黑秀才”、“黑线人物”,被集中审查,下放劳动。我和王匡天各一方,互不知音讯。1969年底,我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回到广东,旋即继续下放到省委在曲江花坪的五七干校。直到1971年底,我从粤北回到省委机关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才知道王匡曾在南雄县湖口公社劳动,后来又到中南局在连山上草的五七干校。1972年,我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社工作后,王匡也回到广州。我到东湖招待所去看他,七八年没见面,他满脸风尘,苍老多了。我们紧紧握手,心里很难过,一时说不出话来。不过,在大难之后,能够劫后重逢,也是值得庆幸之事。我看他穿着蓝色的中山装,亲自提着行李返回住处,身板倒是结实了许多。
  从这以后,王匡复出,先后担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长、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继续为党的事业作出卓越贡献。1979年11月,由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带领的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当时我在广东省委任副秘书长,跟随习老出访。在访问结束返粤途中,习仲勋顺道访问香港。飞机抵达香港时,港英当局官员和澳大利亚驻港专员到机场迎接,王匡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身份也到机场迎接。习仲勋在香港停留期间,除了与代理港督姬达爵士会晤和出席宴会外,还在一个清晨参观了九龙长沙湾果菜、塘鱼批发市场,了解香港的市场需求以及我们出口的商品在香港的销售情况。此外还参观了新界、葵涌货柜码头、地下铁路和一些企业单位。这些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我省驻港有关机构作的具体安排。我看到这时的老领导王匡,西装革履,充满活力,一派干练的涉外负责官员形象,心里着实高兴。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王匡依然定居广东。他与夫人田蔚从延安时代起,相濡以沫,一直走到广州。田蔚是从江苏投奔革命到延安的。她是延安时党中央创办广播电台培养的最早的播音员之一。广东解放后,田蔚担任省广播电台台长,办公地址在沙面,我那时就认识她。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她生病期间,有一次在省中医大学附属医院抢救,当时我在广州市委任副书记,闻讯后赶去医院。时间是晚上10点多,王匡陪伴在那里,焦虑不安。田蔚喉咙里给痰堵住了,老是弄不出来,情况十分危急。我想起广州市呼吸研究所的专家钟南山,便打电话到他家。正巧当时他得了感冒,已上床休息了。我讲了田蔚的病情后,钟南山立即赶到医院紧急抢救病人,终于化险为夷。后来由于癌症袭击,田蔚不幸逝世。夫人的离去,对王匡精神上是很大的打击。他是感情丰富的人,同时又是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磨练的坚强的老革命。1992年4月27日,我到他家里看望,知其于前一日率全家移葬田蔚骨灰到白云山“思园”,让她回归生前为之呕尽心血的南粤大地,并写有《种树归来》一诗,注明“1992年4月26日,久雨微晴,山花在目,移葬田蔚骨灰于白云山之麓,植以相思之树。”诗曰:“泪滴潸潸雨后花,白云山上涌朝霞。知君亦有春泥愿,地北天南且作家。”记得龚自珍《己亥杂诗》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名句,王匡化用龚诗意境,在诗中用了“春泥愿”,借以表达田蔚献身革命事业的夙愿,并安慰亡妻在南粤大地安家。全诗充满博大胸襟,有情有义,滴泪诉衷肠,悲中显刚毅。提起“思园”,还得补充两句,那是我在广州市委工作时,为了推进殡葬改革,与市民政部门和绿化委员会研究,在白云山永泰村附近一片光秃的荒山上修建的一个墓园,提倡骨灰植树,与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相结合,只植树、献花,不搞拜祭。几年下来,得到不少人响应,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包括一些海外华侨、华人,都送亲人骨灰葬于思园,原来的荒山野岭,逐渐被新栽的树木染成翠绿。看望王匡之后,我步王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猎猎旌旗一朵花,白云珠水映朝霞。春泥无限深情意,绿荫千寻即是家。”这首诗,表达了我对田蔚同志的怀念,也得到王匡的首肯,附在《种树归来》诗的后面,收进他的文集中。
  1993年的一天,我接到王匡的电话,让我到他家去。这时他正准备出版《长明斋诗文丛录》,要写一篇《后记》,对其中部分篇章包括书名简单作些说明。他口述,要我作记录并帮助整理成文。老部长即将出版他的“诗文丛录”,我当然十分高兴。他口述时讲得很清楚,结构、用语都经过深思熟虑,我很快便整理出来,交他审定。这是我最后一次为王匡部长做的一点文字工作。这部凝聚了王匡几十年心血的文集出版后,1994年4月,他亲自签署惠赠一本于我。我很快读了一遍,并作诗一首:“风流文彩写春秋,点翠飞花巧运筹。拜读华章心底悟,拳拳持诵数从头。”此外,为了使他出来走动一下,也是消解寂寞,我还专门陪他看了白云山上新落成的广州碑林。碑林是依山修建的,当时我考虑到王匡的身体状况,为减轻登山的劳累,改为从山顶的碑林出口处进入,自上而下,一路缓步看将下来,到九龙泉附近的正门结束。那天他很高兴。
  此后,王匡的健康状况日差,终于长期住医院治疗。后来又割开喉管,不能说话。我多次去看望,他那张清癯的面孔依然平易淡定,虽不能言,但双目炯炯有神,似乎听懂我讲的话。一个80多岁的老人,饱历风霜,为党的宣传文化和新闻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终于在本世纪第四个年头到来之前,心脏停止了跳动。但在我的心中,他还是那个好部长、好老师,那个才华横溢、文采风流、在半个多世纪中活跃于中华大地上的老新闻记者和老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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