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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3 15:24:48 影响了:

  摘要: 冯梦龙将他的眼光放在社会的下层,故其“三言”描写了众多的市民百姓和他们身边发生的故事,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情感与追求,从而闪烁出灿烂的人性光辉。   关键词:冯梦龙 “三言” 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人性即指人的本性。在中国,通常所说的人性,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本文所说的“三言”的人性则主要阐述和分析作品中所描写的普通百姓的命运、生存、情感,反映他们对友情、爱情的追求,描写社会上婚姻爱情观的变化、商人的经营与生活、科举与知识分子的处境,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来反映时人的不同命运和复杂的情感,因而闪烁出灿烂的人性光辉。
  一 人性光辉的体现
  1 对自由爱情的执著追求
  在“三言”中,作者描写了许多年轻人的爱情,描写他们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他们的悲欢离合,虽然多有磨难,但最后总能有圆满的结局。笔者以为,这里不仅仅反映了作者受传统的大团圆结尾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作者理解年轻人对爱的追求,认为这是人类特别是年轻人的权利和本能,所以都给予他们圆满的结局,因而显示了作者的人文情怀。
  “三言”描写爱情的作品比较多,如《碾玉观音》、《乐小舍拚生觅偶》、《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都非常有特色。在封建社会,封建道德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婚姻也必须由父母作主,而且必须门当户对,从而无情地限制和扼杀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追求,但这些作品却肯定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婚姻的大胆追求。无论是崔宁与璩秀秀,还是周胜仙与范二郎,他们一旦彼此相爱,就不再把束缚他们的封建道德放在眼里,就是死神也不能阻止他们相爱:璩秀秀不幸被咸安郡王杀害,但仍然坚持对崔宁的爱情;周胜仙死在阴曹地府,却还要与范二郎在梦中相会。而卢爱爱与吴清,虽然生前没能如愿生活在一起,但在爱爱死后,其鬼魂还是来与吴清相处;乐和爱喜顺,然喜顺父母却认为他们门不当户不对,不肯答应。于是他们一个是上门提亲而不娶,一个是上门提亲也不嫁,坚持着彼此的思念。后来喜顺观钱塘潮,意外落水,乐和见状,奋不顾身,跳进滚滚潮水,为救爱人完全置生死于不顾,终于救起了喜顺,从而感动了喜顺父母,允为夫妻。更主要的是,他们这种坚贞不二的爱情,是把封建道德认为必须考虑的权势、门第等完全抛在一边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虽然出身卑微,但她有才有貌,且长久与豪门子弟来往,名重一时,完全有可能凭其能力成为达官贵人的宠妾,从而进入所谓的上层社会。但她在遭到富家子弟的凌辱后,想起秦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更加感受到秦重不仅仅是爱自己的美貌,而是对自己真心喜爱,于是从开始瞧不起秦重而不愿接待到对其产生好感,最后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主动提出“我要嫁你”的想法,并表达了“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决心。总之,在三言的相关作品中,封建道德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给青年男女所加的桎梏,遭到了作品主人公的大胆冲击,而这些冲击是被作者肯定和称道的。
  “三言”一方面歌颂对自由爱情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也对忘情忘性背弃爱情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与谴责。《王娇鸾百年长恨》写王娇鸾初遇周廷章,爱其才,以身相许,并约婚姻,周廷章后来变心另娶的故事。小说没有对王娇鸾私自以身相许予以批评,反而称赞其才,并对她的遭遇寄以深深的同情,对周廷章的变心予以谴责,且让他得到乱棒打死的下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杜十娘是一个善良、纯洁、貌美的妓女,为了摆脱屈辱的生活,得到忠贞的爱情和人身自由,经过再三试探,她爱上了表面也爱自己的富家公子李甲,并把他作为自己的从良对象,想与李甲白头偕老。她凭着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鸨母,逃出了火坑。然李甲在返家途中,听信孙富的巧言谗语,为了既得千金之资,又可顺从反对自己娶妓女的父母,将杜十娘出卖。杜十娘得知真相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绝望了,痛恨自己认错了人。愤怒的她将自己积攒的财宝抛沉江底,然后自己投江自尽,用生命向黑暗社会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展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强性格,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和人格尊严。
  2 对正常情欲的肯定
  冯梦龙主张以情立教,他极力反对宋明理学那套“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灭绝人性的说教,对人的正常情欲抱以宽容和肯定的态度。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的是一个家庭因为妻子与人通奸,经历百般磨难最后破镜重圆的故事。作品的女主人公王三巧虽然与他人有染,但作者并没有把她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淫妇。相反,在冯梦龙的笔下,王三巧只是因为善良软弱而被引诱失去了贞洁,对王三巧本人在总体上还是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王三巧在小说中被描述成一个重情义、知恩爱的善良女性。为此,作者有意识地描述了在蒋兴哥出外经商之前他们的百般恩爱。在蒋兴哥走后又写王三巧整日足不出户,一心等待丈夫早日回家团聚,写出她的苦苦思念。所以后来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通奸,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如针刺肚”,但又自责:“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他虽休弃了妻子,但仍不忘旧情,顾全王三巧,“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后来妻子改嫁别人,他还把家中的“细软箱笼,大小共十六只”,“原封不动”送去当做陪嫁。而王三巧也自责“可怜四年恩爱,一旦决绝,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后来蒋兴哥因事获罪,她也求后夫吴县令相救。最后两人相见,“也不行礼,也不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足见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以至吴县令也被他们哭得“好生不忍”,问明他们并非兄妹,让他们团圆。这里突出的是对人的感情、人的正常情欲的宽容与尊重。这里没有那种假道学的气息,实在是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韩夫人因久镇宫中,抑郁成疾,移出宫外治病,遇到庙官假扮的二郎神,韩夫人一见生情,交往渐密,病也好起来了,后被人发现,庙官被判凌迟处死,韩夫人另行改嫁良民为婚,终于得遂平生之愿。作者的这种安排表现了对封建时代女性的正常欲望被压抑的同情与理解。
  在婚姻问题上,冯梦龙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推崇司马相如、卓文君的自由结合。认为“男女相悦为婚,此良法也”,主张自由恋爱。在“三言”当中,许多故事都热情地颂扬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写孙玉郎与姐姐都已订婚。姐姐的未婚夫病重,要他姐姐赶紧嫁过去“冲喜”,玉郎母亲怕自己的女儿嫁过去之后丈夫死掉,很难再嫁,就让玉郎男扮女装,代姐姐出嫁。新婚之夜,男方因为新郎病重,就让新郎妹妹慧娘陪伴新娘,结果这两个青年男女因相互爱慕而有了夫妇之实,虽然慧娘也已定了婆家。事发之后,慧娘的婆婆告到官府。按照当时的法律,玉郎、慧娘本应判刑,但主审乔太守却判两人为夫妻,又让玉郎的未婚妻与慧娘的未婚夫成婚。在小说中,作为官员的乔太守非但没有一丝道学气息,反而主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认为青年男女因接触而相爱,就像“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指出男女间的相互吸引与爱慕是婚姻的基础,礼法应该顺应人情的现实需要。乔太守的判决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赞同,他的这种行为同时也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戴,人们甚至还称他为“青天”。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为一出喜剧,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则是一部悲剧,但同样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春末夏初之季,范二郎在金明池游玩,在茶坊偶遇周胜仙,两人四目相对,一见钟情。两人回家之后各自害病,王婆的出现使他们的结合有了一线希望,谁知周胜仙之父周大郎回家听说后坚决不允,致使周胜仙气塞上来,一时命赴黄泉。故事到此也该结束了,但作者让周胜仙由一个偶然的机会死而复生,使故事得以延续。她一醒过来就要求盗墓者带她去找范二郎,谁知被骗。后又趁着大火之隙逃走,直接到樊楼去找范二郎,不料范二郎却将周胜仙当成了鬼,用汤桶当场将她打死。痴情女子再度命赴黄泉,最后托梦给范二郎“奴两遍死去,都只是为官人”,毫无怨言,可谓痴情。作者把全部的情感都投注到周胜仙身上,对她身上那种对于爱情的执著追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3 对普通百姓浓墨重笔的描写与塑造
  (1)平常百姓登堂入室,成为作品主角
  在“三言”之前,普通百姓是很难登大雅之堂的,从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从没有作为重要或主要的人物来描写,即使有,他们只能是被压迫、被嘲笑和被凌辱的对象。但在“三言”中,却不一样,他们可以说是登堂入室了。“三言”所描写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他们中虽然也有读书人,但往往是家境贫寒者。而在以往那些在封建统治者中不入流、不入眼的小老百姓则成为作品描写的主角,他们有普通手工艺者、小商人、商人妇,甚至于还有妓女、尼姑。如:张舜美与刘素香,崔宁与璩秀秀,秦重与莘瑶琴娘,孙玉郎与刘慧娘,等等,无不是市井小人物,写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情感世界。
  (2)写出百姓至情至性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小商人蒋兴哥外出经商,其妇王三巧耐不住寂寞,没有经得住陈大郎的诱惑,与之成为情人。蒋兴哥意外得知这种情况,并没有过分为难王三巧,而是说:“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等丑来,如今悔之何及!”然在休书之中,却还是“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并且在王三巧另嫁之时,不仅不阻挡,而且顾了人夫,将王三巧原来使用的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给王三巧,作为陪嫁。此等心境,即使今人也难以企及;此等行为,纵令现在人也难以做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乔太守虽为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比较高级的官员,但在面对孙玉郎刘慧娘的爱情时,却能理解并且成全。他在判书中写道:“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而街坊上也当做一件美事传说,并没有因为他们未婚先性而加以嘲讽甚至批评谴责,反而作为美谈,甚至包含着艳羡的情绪。
  4 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
  “三言”中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友谊”,且体现“友谊”的主人公不再局限于封建文人,而是出现了手工业者。《施润泽滩阙遇友》就写了两个小手工业者之间的友谊。施润泽在卖绸回家的路上,捡到了六两多银子,他开始时是满心欢喜,想有了这银子,经过几年努力,就能给自己带来不少财富。但他一转念想到:如果这失主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和自己一样是小本经营,这两锭银就是养命的根本。小手工业者施润泽毕竟与那些贪得无厌的剥削者不同,当他想到可能给失主带来严重后果时,就毅然决然把银子还给了失主。失主朱恩也是个以“蚕桑为业”的小手工业者,对施润泽的拾金不昧行为非常感激。后来施润泽养蚕缺桑叶,至洞庭山去买,在滩阙地方碰巧遇上了朱恩。朱恩为报答其友谊,盛情款待了他,并用桑叶接济,还使其免于翻船的危险。《桂员外穷途忏悔》则揭露和批判了朋友间的忘恩负义:作品写桂富五(即后来的桂员外)做买卖失利,在债主的威迫下,欲投水自尽。朋友施济出钱相救,使他得以免难。后来桂富五发迹暴富,这时施济去世,施妻严氏带着幼儿求救于桂员外,却得到冷遇和奚落,严氏因此怄气而死。作者对桂员外的忘恩负义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让他全家变狗以示惩罚,表达了作者爱憎分明的态度。《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则是歌颂了在无关功利的共同爱好上建立的真挚友谊。《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则通过描写普通市民吕玉拾金不昧,并且帮助他人度过难关,也为自己找回了失散多年的骨肉的曲折故事,赞扬了普通市民美好的情感。
  二 原因分析
  笑花主人评“三言”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表现了鲜明的市民意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1 作者进步思想与人生经历使然
  冯梦龙虽少有才气,但却一生不得志,至五十七岁时才补了一名贡生。他思想深受李贽影响,“酷爱李氏(卓吾)之学,奉为蓍蔡”,因此其文学观点也是进步的。他提出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并对民间文学推崇备至,认为它是“性情之响”。冯梦龙还充分认识到通俗文学的作用,主张将通俗小说纳入移人心、益教化的轨道,认为小说“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这些见解,无疑否定了那些鄙视通俗文学的传统论调,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由于作者大半生未入仕途,沉落下层,也使得他有机会与普通百姓接触,了解普通百姓的思想、情感,体会到百姓的酸甜苦辣。
  2 经济的发展促使市民意识增强
  明至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土地兼并也非常严重。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下,纷纷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也是仅有的一点生产生活资料――土地,被迫逃亡。其中大多涌入城市,从而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纺织、制盐、造船、冶铁等手工业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以前不太发达甚至根本没有的行业,如造纸、制糖、轧棉、印刷等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印刷业尤其发达,万历时的南京市已成为小说、戏曲大量刊行和彩色套印的中心。这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带的纺织业中萌芽了,这是在封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崭新因素。这时商业更加繁盛,商品流通也更为广泛。在那些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些繁华的都市。在这些都市里,市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不断增长。广大的市民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食粮、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情感,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和用武之地。因此,在其小说中,对商人的描写不仅能公正,而且还作为加以歌颂的对象,这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很少出现的。在“三言”中,有关商人的描写是其题材上突出的特征,据,在“三言”120篇作品中,描写商人或和商人有关的就占50篇,由此可以窥见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且这些商人大多是下层平民,靠勤劳与智慧生活与致富。通俗小说以其真实再现了生活,吸引了一大批读者。身边的事情,身边的人物原型都是比较熟悉的,这就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是传统的诗词文赋在大众化方面难以比拟的。
  3 明中叶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潮的影响
  笔者以为,中国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时明清时代,无论从题材、表现的手法、主题思想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无疑与明中叶以后人文思想的活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王阳明、李贽等思想大家的出现,对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从挽救社会政治危机的意愿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提出了在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有广泛影响的“良知”说。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并认为“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这种“心即理”之说与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他反对理学那些束缚人性的教条,认为“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的作用。万历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界又出现了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他们发展了王阳明思想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更具叛逆精神。王艮认为“良知”不是玄妙的,是平易的。还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把普通百姓放在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地位。而王学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李贽,则更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认为穿衣吃饭就是“道”,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此“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在对文学的态度上,他也一反传统的观点,重视小说、戏曲的文学作用与价值,认为优秀的小说、戏曲可与秦汉文、六朝诗相媲美,都是古今至文。这些进步的思想,无疑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冯梦龙才能打破儒家守礼抑情的桎梏,热情歌颂具有市民意识和市民要求的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在“三言”中塑造一群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形象,并对其大力赞扬,认为这是符合人性的正当行为。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三言”的贡献不仅在于描摹世态,反映市民意识,更主要的是对女性的关注、同情和赞扬。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女性这个特殊群体,以前的作品虽然有,但人物是柔弱的,无反抗力的。由于女性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是缺位的,也就必然造成在正统载道之文中女性形象的缺失。在文学的源头神话中,除反映母系氏族繁衍后代的女娲以外,女性形象基本缺失。女性“神”位的缺失延续下来便是“人”位的缺失。小说作为演绎人生的重要文体,虽然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无法回避,但其中的女性多是附着于男性而存在的,《三国演义》中貂蝉是男人施行美人计的工具,《水浒传》中女性是被丑化的群体……这些女性或被当作工具或被当作陪衬,其本身并不是表现主体,甚至没有做“人”的价值。
  因此,在中国文学长廊中并非没有抗争的女性,但这些抗争的先驱或黯然陨命或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实现虚幻的理想。但“三言”却是主动的、众多的,且人物颇具反抗精神。特别是在对女性描写方面,更是大大超越前人。在“三言”中,女性人权、幸福都是今生可以争取的,而且通过抗争获得幸福的女性已不是突现的个体,而是有着惊人共同点的群体,这不能不说是女性觉醒的突出表现。
  
   注:本文为江西省社科院规划课题――“三言”“二拍”与人性的觉醒研究(06WX5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古代白话小说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徐紫云、丁佐湘:《从“三言”中女性觉醒看明代士人的政治诉求》,《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徐紫云,女,1973―,江西德兴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华东交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常铖,女,1986―,安徽铜陵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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