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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3 15:23:58 影响了:

  摘要 印第安人在融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心理抉择。肯?凯西小说《飞越疯人院》通过对一个重要人物――布朗顿的刻画,深刻而鲜明地再现了印第安人在强势的白人统治文化的打压之下,自我否定、失去自身的文化印记、经历磨难,却只能痛苦与无奈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飞越疯人院》 印第安人 文化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身份认同在哲学上指特定的时间中个体存在的连续性;社会学上主要指个体对所属的群体的认同,文化研究中和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有相近之处,但其主要是指个体由于类属于某一群体或文化而受其影响。我们把这一群体、文化或个体的身份特征称之为文化身份认同。文化是形成身份的要素,研究者认为文化身份基于差异性,它是社会中的分离力量,它的认同过程是痛苦而无奈的。陶家俊认为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题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38)。这种身份认同也是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印第安人在被迫融入以白人文化为主体的美国社会时经历了这种重新的身份选择,而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中的布朗顿酋长的遭遇,则深刻而鲜明地诠释了印第安人的这一心路历程。作为仅次于麦克墨菲的主要人物,布朗顿酋长这个形象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布朗顿在保持印第安传统文化遗留的渴望与培养被白人主流文化所接纳的行为的必然性之间,人格和个性被撕裂了,其身份认同发生了危机。
  一 故事缘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是布朗顿的童年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美国政府为是保留印第安人的部落传统,还是让其融入白人文化而头疼与迟疑之际。1887年通过的《道维斯法案》,划拨给每个印第安人160英亩土地,此举虽大大减少了他们对整体土地的拥有,但却没有能够实现将其融入美国文化的目的(Hoxie,95)。这期间,众多的印第安人出售了大片的土地,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失去土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将难以为继。紧接着,白人进入曾经的印第安人属地,部落组织开始分崩离析,渐趋销声匿迹。部落――这一旧时的心灵家园的消亡又造成了部落传统文化的消逝、个体的自我否定和自尊丧失。因此,许多印第安人因为没有能力管理出让土地获得的资金,陷入债务危机,然后又开始酗酒。过量的酒精麻木了他们失去部落家园的神经,同时也增加了白人社会对他们更加负面的印象。1928年完成的《梅瑞姆报告》因真实揭露了印第安这个亚文化的贫困而震惊了整个美国,报告在吁求政府改善教育、卫生和福利同时,也质疑了《道维斯法案》的合理性(Prucha,19)。1934年,美国政府通过《印第安重组法》(Philip,171),试图解决印第安人的贫困问题。这个新的立法摈弃了“吸纳吞并”的企图,通过激励对印第安历史和艺术的研究,极力重构部落组织和保存处于消亡中的印第安文化。新法取消了土地的私人占有,让所有个体占有的印第安土地重归部落所有。对于新法,各界反应不一。一些印第安人和白人认为这是倒退,有人认为它通过强制的手段实现集体制度而对此怀恨在心,也有人认为它是隔离少数族裔的办法;然而,还有一些人乐观地把这看成是保留印第安文化的机会。
  二 身份的危机
  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布朗顿经历了几度身份的变迁。作为小说的叙事者,一个令人颇生疑窦的地方是布朗顿从不透露他的名字。作为印第安人奇努克部落酋长之子,布朗顿应该十分珍视自己的名字。因为在奇努克部落的传统中,“名字是遗传的”,它是家族或部落的印记,是血统的标识。此外,“名字承担着性格,是影子、灵魂或另一个自我……名字和个体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Bancroft,245)。失去名字的布朗顿,似乎缺少这种联系的整体性。即便是他自己的姓氏――布朗顿也屡遭轻看。例如,在精神病院他的姓氏被曲解,精神病人称他为布朗顿酋长,显然这不是出自尊重;对于一个在精神病房拖地的病人作这一称呼,是对其酋长身份的贬低及其所做事情的讽刺。布朗顿不能透露名字似乎也暗示了其所处的困境,因为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印第安人都十分看重自己的名字。布朗顿在其最早的回忆中念及父亲的名字“高耸在山巅的松树”时,深深觉得父亲无论在体格还是在心理上都的确配得上这个名字。孩提时的布朗顿一言一行都竭力模仿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一个像枪托一样坚强与光亮的酋长”(Kesey,16)。在布朗特的眼里,有着纯正印第安血统的酋长父亲就是一个巨人。然而,这个巨人在白人的多次骚扰后,连头发都被削短了。他最终屈服了,出卖了部落的土地。至此,年幼的布朗顿眼里再也看不到那个高大的父亲形象,换之的是一个彻底改变了的人,一个陌生的人,一个被白人政府驯化了的人。在失去土地和印第安的生活方式后,布朗顿和他父亲一样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可以寄托身心的依靠。
  作为白人女性的孩子,布朗顿的身份更加复杂。他的母亲――玛丽?刘易斯?布朗顿,作为一种强悍的力量迫使他的父亲――高耸在山巅的松树接受了她的姓,这也意味着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属于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传统。作为两种文化混血儿的布朗顿,没有成为它们的结合体,却最终成了两种文化的弃儿。他再也无法崇拜自己的印第安父亲,同时也开始害怕自己的白人母亲,因为她对他说,“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是文明人,你要记住这一点”(239)。母亲用威权割裂了印第安人和文明的联系,迫使他进行选择。虽然年幼的他还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疑问的种子已经种下。母亲还胁迫布朗顿的父亲卖掉了部落的土地;因此,男孩有理由认为随着父亲变小,母亲变得越来越高大。尽管父亲身高6英尺8、体重270磅,母亲只有5英尺9、体重130磅;但布朗顿却说母亲一直在长高,“比爸爸和我加起来还要大”(186)。由此,他母亲所代表的白人占据了他全部的视觉空间,父亲所代表的印第安人则萎缩至于无形。
  三 文化身份的丧失
  布朗顿自我观念的形成是外部力量施加的结果。他自我意识、概念薄弱,缺乏自主的发展,基本上他认为的自我就是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普遍看法。例如,白人认为他是个典型的毫无魅力可言的和无知的人,而他感到自己要与白人的这个认知相称有相当的压力。小说中的白人对他说英语感到很惊讶,而黑人则宣称印第安人不会读写。布朗顿说当人们看着他就像看着“臭虫”(26)一样时,或者在人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131)的时候,他会感到那种刻骨的种族歧视。印第安奇努克人曾经对自己的外貌引以为豪,尤其是其扁头的传统显示了其很高的社会地位(Bancroft,227)。然而,布朗顿因为白人对他的消极看法,一点点地失去了这种自豪感与优越感。失去了对现实自我和印第安群体特征的认同,他说,“那不是我,那不是我的脸……我只成为……人们希望我的样子。似乎我从来就不是自己”(140)。作为基本只有口头遗传的后裔,布朗顿选择了沉默作为他的生存之道。他说:“不是我开始装成聋子;是人们开始装着认为我聋哑得厉害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会说”(178)。屡被恐吓、人生迷茫、自我贬低,布朗顿这样简单总结自己的境遇:“看到发生在爸爸和部落身上的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121)。
  布朗顿的窘境是其部落和种族遭遇的最好诠释。凯西的社会批判通过布朗顿对部落村庄的回忆得以零星的展开。为了描绘印第安传统文化所创造的和谐统一,凯西让其和伴随这种印第安传统的丧失以及白人生活方式的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疏离形成鲜明对比。通过揭示白人统治的种族优越感,凯西对于白人政权的批判也更加明显。印第安人的历史条件使其产生了和白人不同但却一样实在的价值体系,但主流的白人文化对此不但不认可,反而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印第安人之上。在布朗顿的回忆中,有个白人政府雇员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拜访他们的村庄时,自始至终都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做不到尊重印第安人的价值观,统治文化就把自己的传统强加给印第安人。白人至上的观念在布朗顿祖母去世、政府要求其按照白人的习俗埋葬的事件中彰显无疑。凯西强调指出,在一个主要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徒及不容异见者的国家,保护印第安古老传统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四 战争的创伤
  除了因为出生少数族群所经受的迫害外,布朗顿也是二战的受害者。虽然心理不稳定,他却被派到德国和意大利作为电工助手服役;在那里,他并不能很好地缓解战斗带来的压力。盟军在安齐奥的滩头阵地所进行的战斗使得布朗顿精神与心理彻底崩溃。他这样回忆那次经历:
  “我看到我的一位好友被阻击在离我50码的地方,喊着要水喝,太阳把他的脸都烤出疱来了。他们想让我试着出去帮助他,但是敌人会从离农舍一半远的地方拦截我。”
  至少部分是出于内疚,布朗顿在内心进行了深深的自我惩罚。他的自我也因此从现实中消失,失去了帮助朋友的胆量。当被关在精神病院后,布朗顿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实质的缓解,反而进一步的复杂化了。因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治疗的场所,凯西称之为一个折磨人的地方。布朗顿从这里得不到任何帮助,因为这里的环境只对精神疾病有帮助,对于精神健康却毫无益处。最后,通过麦克墨菲――医院的另一位病人的帮助,布朗顿才重新获得了一度失去的力量、高大的身材,建立了自信心。
  五 重生,还是消逝?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小说的结局是充满希望的。M.Gilbert Porter认为,布朗顿得到了麦克墨菲友爱的鼓励,准备“进入到外面的世界帮助他人克服他们的恐惧和困扰”(33)。Gary Wiener 认为,“布朗顿已经意识到一个人是不可能逃离、永远地隐藏起来的”(26)。这些肯定的分析并不能让人轻易接受。虽然布朗顿的心理状态在临近小说的结尾时有所改善,然而他并没有为释放做好准备,而且也没有强大到考虑逃跑。在最后一章中,麦克墨菲死后,布朗顿躺在床上,可以推测此时的他还没有逃离医院的决心。正是斯坎伦给他以警告:围绕麦克墨菲死亡的调查可能有潜在的麻烦,并劝他离开。布朗顿的整个人生都是别人在决定和指引着,这种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他最近的影响者是麦克墨菲,他塑造了布朗顿的性格,一如他的部落、母亲、军队、疯人院,只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
  布朗顿在故事的结尾心理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还没有完全自立,也没有成为一个可以为了自己或他人的权利而战斗的英雄。至于部落,尽管他们对于白人政权的分离制度表现出了反抗,但重新回归原始的自然对于他们来讲也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少数族群的文化往往会被统治文化所吞并,印第安人的文化也不可避免。正如凯西所描绘的那样,他们注定是一群“消逝的美国人”(65),是一群失去文化身份的人,是一群游离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人,是一群不归者。
  
   参考文献:
   [1]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2] Hoxie,F.E.Beyond Savagery:The Campaign to Assimilate the American Indians, 1880-920[M].Diss.Brandeis U, 1977.
   [3] Prucha,F.P.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A Critical Bibliography[M].Bloomington: Indiana U P,1977.
   [4] Philip,K.R.“John Collier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Wheeler-Howard Bill.” Indian-White Relations:A Persistent Paradox[C].Ed.Jane F.S.& Robert M.K. Washington,D.C.:Howard U P,1976.
   [5] Bancroft,H.H.The Native Races[M].San Francisco:The Histroy Company Publishers,1886.
   [6] Kesey,K.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M].New York:Signet,1962.
   [7] Porter,M.G..The Art of Grit:Ken Kesey’s Fiction[M].Missouri:U of Missouri P, 1982.
   [8] Wiener,G.“From Huck to Holden to Bromden:The Noncomformist in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J].”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1979(7):21-26.
  
   作者简介:陈艳龙,男,1976―,江苏盐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阅读和写作,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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