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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3 15:23:02 影响了:

  摘要 19世纪末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发起了文学改良运动,白话文运动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它得到如吴汝纶、刘师培等人的响应,却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反文言用白话,运用哪种语言是有关语言形式或技巧的问题,这就波及到整个文学而非仅限于某种文体范围之内;二是在白话与文言的对比优劣中,力主白话的同时明确反对文言写作;三是用文言写作已成惯式,改用白话写作需要时间。文言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短时期内放弃是相当困难的,只能缓缓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白话文运动 文言 政治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末,出于政治的需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发起了文学改良运动,白话文运动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响应。但实践中却出现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最终把历史重任留给了后来者。为什么会如此呢?本文将通过分析寻找其中的原因。
  一
  众所皆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更为重要的是它惊醒了一直沉迷于“大清帝国”迷梦中的中国人。中国人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入侵,开始向西方学习,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对文学却是忽略的。究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是无用的。最早引进西方文化的思想者之一的严复就持该观点,他在《诗庐说》中就认为诗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既不能让人吃饱,也不能让人穿暖,乱世不能依赖诗来挽救。说到底,就是文学没有实用价值,不具“救弱救贫”之用。
  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战败改变了文学的这种境况。更确切地说,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促使了以维新人士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维新人士与“自强运动时期(作者按:即洋务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改变……”维新派人士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淫,也曾试图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但西方国家的不断侵略、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国家在战争中的屡次失败以及西方文化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思想也与传统士人有所不同。
  他们希望改良社会以挽救日益垂败的国家命运,但他们自身尚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中心之外,空有政治抱负却不能“通过自己的话语建构来实现国家的繁荣与民族的振兴”。最初,维新人士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然“戊戌变法”则证明了他们的想法不具可行性,故他们的政治策略开始有所转向,这就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转向自下而上的革新。于是,启蒙民众、“新民”、“改铸所有的民众”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目标。如何才能启蒙民众呢?他们把目光延伸到了文学领域,想通过文学来改造和提高国民思想觉悟,凭借文学话语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从而为实现其政治抱负鸣锣开道,遂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改良运动。如何通过文学启民?最关键的就是要普及文学,让文学大众化。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变革文学写作的语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白话文运动成为文学改良运动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
  中国文学千年以来一直主要使用文言写作,致使其受众面狭窄,只能由文人们独享,普通百姓因文言的晦涩难懂而难以从文学中受到教益。所以,当维新人士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要把文学作为启发民智、使民开化的工具时,首当其冲的任务自然是要改变千年来用文言写作的惯式,这就需要大力宣扬白话写作的好处。
  黄遵宪早在1887年就完成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谈到语言的问题:“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并说:“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变―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夫!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可以看出,黄遵宪意识到语言与文字的统一是必然趋势,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令全国的男女老少都受益。
  裘廷梁于1898年撰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崇白话而废文言”。他认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的原因就在于“文言之为害矣”。文字是一个国家和人民文明和智慧的标志,中国虽有文字但文言文使“文与言判然为二”,阻碍了社会进步,他提出白话是维新的根本,白话的益处有八种,即省日力、除骄气、负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他以泰西和日本改革文字为例,说明白话文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梁启超也以进化的眼光看待语言的变迁:“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可见,他认为语言的变革是必然的,中国文学也是如此。
  白话文运动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应。就连桐城派出身的古文家吴汝纶也意识到了文言带来的弊端:“中国非废汉文无以普及教育,盖汉文过于艰深,人自幼学之,非经数十寒暑,不能斐然可观,而人已垂老无用,吾国学问不及东西洋之进步者此也。”在他看来,中国学术不如西方学术的原因在于文言艰深,中国人学起来费劲且需要很长时间,文言使中国不能普及教育。
  国粹派的宗旨在于“保种、爱国、存学”,但是他们在整理和阐释古代文化和典籍的同时并未顽固保守于文学语言;相反,他们也看到了文言的弊端。比如刘师培就有大量论述白话的理论值得我们注意。在《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中,他从进化角度谈文言的弊端,并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谈语言:“观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所以,他紧接着在该文中联系到现实:“近岁以来。中国之热心教育者,渐知言文不合一之弊,及创为白话报之体,以启发愚蒙。……中国自古代以来言文不能合一,……欲救其弊非用白话末由。”他不仅认为白话可助“觉民之用”,更关注如何普及白话,并且喜欢通过举例阐释自己的见解:“如今日讲历史秦始皇事,即令儿童将此事演成数句,而演事之词,又以用白话为在便,如演秦始皇焚书事则云:‘秦始皇听李斯的话,说书是无用的,遂将世上的书烧去了。’如是云云,在生徒既易于领悟,在教者亦易于引掖,由俗语翻成文理直易事耳。盖学者之作文,与其文理不通而为为艰深,何如文理既通而出之浅易。而世人每以浅易为作文之大戒,此诚大惑不解者矣。”不同于裘廷梁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他在《音韵反切近于字母》中提出“文言并存”的二元主张:“一修俗语,以启沦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作为国学大师,刘师培能顺应潮流,大力宣扬白话并提出可行性的策略是很难能可贵的。
  三
  周作人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那时侯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工团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尽管他的话里有贬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音,但至少肯定了白话文运动是因政治需要而发起的一场运动。
  然而,白话文运动并未很好地贯彻到实践当中去,就连裘廷梁本人如此倡导白话文但其《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依然是用文言而作,这不能不说是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此外,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兄弟等人的文章亦是用文言写的。就连1928年陈子展的《近代文学变迁》中的自序还是以文言而作,而正文是白话文写成的。在此,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推测:无论是维新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人世,抑或周作人、王国维等,他们都有极深厚的国学根底,深受传统文化熏浸,或许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文言才是真正的写作语言,只是为了政治需要才提倡白话文写作的,因此就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种脱节正说明了这段时期文论的不彻底性,它不同于“五四”的文论。也正如胡适先生所云:“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史仍旧与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有同样的一个大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便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无意的演进,是很慢的,是不经济的。”
  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必然的趋势,尽管维新人士提倡白话文是为了“开民智”,但其进步的一面是不可抹杀的。在政治需要的前提下,白话被视为开启民智的工具,却为何没有成功呢?究其原因,除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整个社会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之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白话文运动涉及的是运用哪种语言是有关语言形式或技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这场运动如果真的开展,将涉及到整个文学界而非仅限于在某种文体范围之内。如此,其波及面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它不像“小说界革命”没有在提倡小说的同时,还排斥其它文体如诗、散文的存在,后者提高小说的位置是让其和诗文同尊而非独尊;而白话文运动是在白话与文言的对比中提倡白话、宣扬白话的同时还反对文言写作,如此遭到传统文人的抵制是自然的。再次,写作用文言已成惯式,短时间内叫传统文人放弃文言而改成白话写作是很困难的。文言作为一种几千年来所积淀的“集体意识”,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在文学领域中,它只能缓慢地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白话文运动要解决书面语更换的问题,但就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而言,它更重要的是为政治服务。正因为它的出发点在于帮助政治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而不是从文学自身发展这种内在需要出发的,所以才出现了实践与理论相脱节的现象,并把真正推翻文言文的历史重任留给了后来者。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尽管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但是文学有其内在目的,以政治需要为目的的文学变革真正从理论化为实际是需要勇气的。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李春青:《文学理论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3] 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 梁启超:《小说丛话》,《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
   [6] 刘师培:《国文杂记》,《刘师培遗书?左 外集》(卷十三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9] 黄振萍:《晚清白话问题研究纲要》,《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于晴,女,1967―,吉林辽源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美学,工作单位: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学院。
   包莉秋,女,1977―,浙江兰溪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文论、美学,工作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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